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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焰

作者: | 來源: | 訪問:763 | 時間:2009-05-04

(1921—1996) 

薛焰,原名薛道信,曾用名薛峰。陜西省韓城縣獨泉村人,1934年6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6年轉為中共黨員。歷任紅軍游擊隊十一支隊經濟員,紅二十五軍獨立營文書,少共陜甘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陜甘寧省青救會社會工作部部長,陜西省委沿河工委青年工作部部長,中央直屬黨委保衛會負責人。1945年后歷任中共東北局社會部干部科科長、政策研究科科長、司法科科長,吉北地委社會部部長兼公安處處長。1948年后任中共長春市委常委、市政府黨組副書記、市公安局局長。1952年后任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省政府黨組副書記、省公安廳廳長,省公安總隊政委兼省檢察署檢察長。1953年2月后歷任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市檢察院檢察長,廣州市副市長,廣州軍分區政委,中共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1962年后任中共西安市委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受林彪、“四人幫”迫害。1975年6月恢復工作后,歷任中共廣州市委常委,廣州市革委會副主任,中共廣州市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常委,廣州市第五屆政協主席。1983年4月后任廣東省第六屆、七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92年4月9日,離職休養。1996年8月31日,老紅軍薛焰同志,因病醫治無效,在廣州逝世,終年75歲。

薛焰,乳名薛順懷,于1921年1月17日出生在一個貧農家庭。父母靠種田為生,生活很困難。薛焰8歲時就幫父親放牛。在本村初小讀書時,每逢農忙就回家務農。1932年秋,其舅父見他聰明、機靈,就從經濟上給予資助,把他接到外婆家供養他讀書,送他到宜川縣集義鎮第四高小讀書。在讀書期間,薛焰勤學苦讀,故功課很好,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好評。在這里他受到了共產黨員劉葆璋的進步思想的影響,懂得了許多革命道理。從第二學期至畢業時,他皆在學生自濟會工作,曾任交際股長、宣傳股長。當時年小雖未做什么了不起的事,但校內外還較有聲譽。他與進步學生、老師在劉葆璋的組織領導下,曾參加抗捐,反對校長貪污,張貼標語,宣傳清算校長賬目,罷免區長劉子華,打煙高局長等活動。薛焰在高小時期,正值全國人民特別是愛國青年紛紛掀起抗日救亡運動。在大革命潮流的影響下,他接受了一些革命的思想,對陜北清澗的紅軍活動很關心,經常打聽消息。1934年紅軍騎兵團在宜川縣城打了勝仗,到處傳說著紅軍英勇如神的故事,更加鼓舞了他向往紅軍的決心。是年6月,紅軍陜甘邊區二路隊到了集義鎮,薛焰找到在紅軍隊伍中的劉葆璋,要求參加紅軍,在劉的引薦下,他投身到紅軍隊伍中斗地主、打土豪,開倉分糧。紅軍走時,他瞞著父母,從外婆家義無反顧地隨著革命隊伍踏上了征途。從此,成為一名紅軍戰士,當時他才13歲。

薛焰初到隊伍內過不慣生活,政委吳浩就給他講鬧革命的道理,講列寧故事,講先鋒隊故事,并派他做宣傳員,給部隊教歌兒,給老百姓講演。部隊行軍時,由于他年齡小,走不動了就叫他騎在劉葆璋同志的馬屁股上。月余后調他到十一支隊任經濟員(管供給),給他一匹馬,他非常高興,工作得很好。同年秋加入了中國少年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秋編入紅二十五軍獨立營任文書,每天統計表冊,寫口令及報告等,工作勤奮上進。12月,組織派他到陜北瓦窯堡中央黨校白區工作班學習。1936年初,學習結束,薛焰由一名少共團員轉為中共黨員,并被派去韓命工委工作,為陜甘團省委候補工委委員,在黃龍山打游擊。同年夏季,薛焰被調回陜甘省委任少共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隨紅軍西征,參加迎接中央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工作團。西征隊伍行至甘肅環縣、預旺、金積一帶開辟工作,在環縣組織游擊隊。因游擊隊內成分不純,混有一些反革命的民團分子,策動一部分不愿離家的隊員反水叛亂。薛焰等在各鄉工作的卅余名同志被叛匪捆綁,有的先后慘遭殺害。薛焰被陪綁刑場四次,因他年小叛匪沒有殺他,但也沒有放他,在該叛匪處押了廿余天。一天晚上,紅軍追剿叛匪時他趁機脫逃,回到省委,見了當時省委書記李富春,軍事部長肖勁光等同志,報告了敵情。肖部長派紅一團將該叛匪消滅。不久,省委派他去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工作。在此工作月余,因生病住進紅大三科用品處休息,病愈后即隨李一氓同志去金積工委工作,后又回省委。此時,正是二、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匯合之際,敵胡宗南部在后追趕,我軍采取戰略轉移,進行東撤。在東撤途中,回民游擊隊少部分人叛變,薛焰再次被叛匪捆綁,同時還有紅軍某部團長曹哲民和他的警衛員,都被叛匪牽著繩子走。當紅軍與叛匪打起時,薛焰用牙齒把繩子咬開,他們三人趁機躲藏在老百姓的羊群里,老百姓掩護他們哄騙叛匪說他們走了大路。于是,薛焰等人才得以脫險,由薛焰帶著二人走小路,繞開叛匪回到省委,找到省委白區工作部部長蔡暢。“文革”中這段經歷竟成了薛焰的“罪狀”,說他是叛徒,后經曹哲民、蔡暢等證明了薛焰的清白。蔡暢說:“薛焰是一根獨苗,從小參加革命,國民黨軍隊里沒有腳穿草鞋,上身穿羊皮襖,下身穿襠褲的。參加紅軍的人不想當了,就抓他們,他想方設法逃走,如果不這樣白區工作就不用干了”。

薛焰歷盡艱險,回到省委不久,就被派到隴東西峰鎮紅軍辦事處任秘書。1937年2月,任陜甘寧省委青救會社會工作部部長。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全國抗戰開始,黨中央為了培養大批黨政軍干部,選調一批批有造就的青年到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是年8月,薛焰被派到延安橋兒溝中央黨校十班學習。主要課程有《共產黨宣言》、《蘇共黨史》,薛焰有生以來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學習了政治理論、軍事技能等課程,還聆聽了毛主席、朱德、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作的政治形勢報告。薛焰在中央黨校學習期間,其父親背著干糧徒步走到延安找兒子。原因薛焰參加紅軍是從外婆家瞞著父母走的,母親聽說薛焰走了,就哭著喊著到外婆家要兒子,外婆家沒辦法就說讓表弟給當兒子。其母想兒子憂郁成疾,病倒了。當時國民黨占領著他的家鄉,薛焰沒回一趟家。母親打聽到兒子還活著,在病危之際,就讓丈夫去找,無論如何要把兒子找回來見一面,于是他父親來到延安。當薛焰聽說母親因想念他而病入膏肓,只求能見他一面時,心如刀割,萬分難過。可是,自古忠孝難以兩全。此時正值抗戰時期,學習任務很緊,薛焰沒有跟父親回家看一看望眼欲穿的母親。當父親回到家同母親說咱兒子很好,在毛主席那里,現在正學習不能回來,他母親就與世長辭了!

1938年1月,薛焰在中央黨校學習結束,調任陜西省委沿河工委青年工作部部長。當時沿河黨組織還很薄弱,故組織工委開展工作。薛焰的公開職務是合陽縣政府視察員,以此名義常下鄉工作。5月間,回省委任青委委員,負責青年工作和機關支書工作。同年10月,省委派他出席中央青委工作會議及二次青救大會。1939年底,回延安中央馬列學院學習,在學習中做支部及保衛工作。1941年6月,又調棗園中央社會部保衛干部訓練班學習。通過保衛訓練班的學習,使薛焰進一步認識到保衛工作的重要性。是年底,薛焰調中共中央直屬機關保衛工作委員會,任專職委員,在中央直屬機關黨委和中央社會部雙重領導下,負責保衛黨中央領導同志的安全。從此薛焰踏上了保衛戰線,開始了他的公安工作生涯。保衛黨中央,保衛中央領導的安全,責任重大,關系到我們黨的前途和國家的命運,他為能肩負起這一神圣的使命而自豪。在全黨整風運動中,他參加了中央醫院整風的甄別工作,實事求是地落實黨中央和毛主席關于糾正整風擴大化的指示,得到廣大醫護人員的好評。

1944年夏到1945年8月,薛焰同志又被調到中央黨校第三部學習。這個時間,正是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軍民局部反攻,德、意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日戰爭接近勝利的前夜,黨中央為迎接抗戰勝利培訓了大批干部。在三部薛焰學習了毛澤東主席的《學習和時局》和黨的七大報告,《論聯合政府》及周恩來的《論統一戰線》等論著。1945年8月13日,薛焰參加了延安干部會議,聆聽了毛澤東所作的《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講演。使他認清了抗戰勝利后中國共產黨人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

薛焰同志經過延安時期多次的學習和培訓,增長了才干,提高了素質,為他的一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

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結束,革命斗爭的主要任務也發生了改變,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利益的反革命集團,妄圖消滅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搶奪抗戰的勝利果實。為了保衛這來之不易的勝利果實,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正式確定全國的戰略方針后,立即調整兵力部署,先后派出10萬人的部隊和2萬名干部開往東北。

1945年8月,薛焰隨著汪金祥、葉長庚等率領的南方干部第一大隊,按黨中央的派遣奔赴贛東、湘西一帶,恢復和建立閩浙贛根據地。他們1945年8月17日從延安出發,途經晉東南時,接到中央緊急電報,轉赴東北。隨即奉命日夜兼程,于11月13日到達東北第一大城市沈陽。東北局書記彭真決定汪金祥、王鑒、薛焰等原中央社會部的干部留東北局社會部工作。薛焰在東北局社會部工作期間,在汪金祥、鄒大鵬、于克等同志的領導下,配合解放戰爭的進程,全力投入了鋤奸、剿匪、反特的斗爭,為東北人民解放事業,特別是為吉林公安保衛工作的創建,立下了卓越功勛。

光復后,東北的情況十分混亂,日偽軍、警、憲、特、土匪紛紛蠢動。國民黨地下黨、特人員,在其公開進入東北的東北行營、國民黨黨部、國民黨黨務專員辦事處等策動支持下,乘機大肆網絡各種歹徒,組建地下軍反革命武裝。他們以“明八路,暗中央”(公開宣稱是八路軍,實是中央軍)的陰謀策略,妄圖混跡存在與發展,待機配合國民黨中央軍奪取東北陣地。1946年2月3日,在通化發生了一起蔣日偽合流的大規模反革命暴亂,即“通化二三暴亂事件”。這起暴亂參加人員有國民黨特務分子200余人,日本關東軍殘余和裹挾的日人3000余人,使我通化地方黨政軍和公安機關遭到襲擊,造成一定傷亡。薛焰受汪金祥之命率部奔赴通化,配合通化地方黨政軍及公安機關偵破處理平定了此暴亂事件。

4月18日,長春第一次解放。19日,汪金祥率東北局社會部全體人員進駐長春,并組建了長春特別市公安局,汪金祥兼任局長,張化東任副局長,王鑒任一處(治安)處長,薛焰任二處(司法)處長。在汪金祥的指揮下,由王鑒、薛焰具體組織,全市公安機關搜捕日偽殘余及國民黨匪特,整頓社會治安。

經過嚴密部署,緊急行動,搜捕日偽戰犯、漢奸、警察頭子及國民黨特務200多人。同時,查獲了大量敵偽檔案,其中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偽首都憲兵隊、警察廳特高科、軍法處檔案30余箱。敵偽檔案中有日偽特務機關利用叛徒破壞中共地下組織和東北抗日聯軍的材料,這些檔案為后來鋤奸肅特斗爭起了重要作用。還沒收了敵偽大量金銀財物,全部用于支援前線。薛焰的警衛員劉洪昌在回憶時說:“不讓任何人拿金銀,對手下管的很嚴”,汪金祥曾經說:“薛焰是我最得力的公安部長,在東北社會部他貢獻很大”。

1946年5月下旬,按照黨中央毛主席關于“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指示,我軍奉命撤出四平保衛戰,實行戰略轉移。5月22日晚10時,汪金祥率王鑒、薛焰等長春公安總局機關30余人押解6名敵特,到長春火車站等候,5月23日凌晨乘火車向北經德惠、雙城撤至哈爾濱。

哈爾濱是全國解放最早的大城市,是東北根據地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同時也是國民黨匪特活動的集中地區,市情十分復雜。東北局社會部轉移到哈市后,即投入了緊張的戰斗。薛焰任東社部政策研究科、指導科科長,經常深入東北各解放區實地巡視調查,清理東北各地轉來的犯人。7月受東北局書記彭真、社會部長汪金祥委派,去齊齊哈爾市協助西滿分局調查處理了馬尼巴達拉案,即東蒙大案。通過此案的偵破,教育了東蒙廣大青年,孤立了少數右翼代表人物,逐步穩定了東蒙局勢。

1946年9月16日,東北行政委員會頒布了《東北各級公安機關組織暫行條例》,10月10日,東北局發出了《關于鋤奸保衛工作的指示》。吉林省委根據這些文件精神,于10月14日作出關于加強公安保衛機關的規定,組建了吉林省政府公安處,和省委社會部是一套機構兩個牌子。各地委設社會部,專署設公安分處。吉北地委于1947年5月2日發出通知指示:為加強鋤奸保衛工作的領導,地委決定成立社會部,專署成立公安分處,統一管理鋤奸保衛工作。經東北局指定薛焰同志為吉北地委委員,任吉北地委社會部部長兼公安分處處長,劉文同志為社會部副部長兼公安分處副處長。社會部與公安分處合署辦公。

吉北地處北滿解放區的邊緣,是敵軍進入我北滿解放區的咽喉,是鋤奸反特,加強保衛工作的重點地區。該地對敵斗爭的形勢有三大特點:一、吉北是接敵區,地處咽喉,是北滿根據地的門戶,也是敵人派遣特務、諜報的必經之路;二、吉北社情復雜,敵偽殘余、惡霸地主、慣匪仍暗中活動,伺機破壞;三、吉北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和軍隊派遣特務、諜報以及組織“突擊隊”向我邊緣地區搞蠶食、騷擾、破壞的重點地區。

公安分處成立后,薛焰立即著手建立內設機構,設一機要秘書,行政科和偵察科。偵察科既負責偵察又負責審訊,是個核心科。全處10名干部和一個公安隊。在1947年10月以前下轄舒蘭、山河、榆南、榆樹、永北五個縣公安局,11月以后,因德惠、九臺兩縣解放,榆南、山河縣遂撤銷,德、九兩縣公安局也隸屬吉北。當時,由于國民黨占據吉林市,吉北地委社會部(駐舒蘭)與省委社會部(駐延吉)交通聯系不便,所以,公安業務上基本受東北局社會部直接領導。根據東社部的指示,當時的任務有三條:第一、保衛后方根據地的安寧與穩固,支援解放戰爭;第二、在地方黨委領導下,配合土地改革運動,反奸反霸,支持農民翻身,保衛斗爭果實;第三、堵截敵特、軍事諜報潛入解放區,打擊敵特的破壞活動。薛焰上任伊始,結合吉北地區復雜的敵情,地處前沿的特點,主要抓了三項工作:一是配合戰爭,加強偵破情報工作。偵察破案、打擊敵特是分處諸多任務的重中之重,通過集中精力抓了這一工作,掌握了大量重要情報,破獲了一些敵特案件。如軍統特務關衍夫案。該敵系吉林軍警憲督察處特務分子,原是偽滿舒蘭縣警務科特務,受過特殊訓練。1947年6月,分室主任劉瑛華(又名劉毅,系吉北情報工作負責人)派關向我假投城,來舒蘭建立特務活動據點。關的主要任務是:(1)打入我軍政機關刺探情報。(2)策反我軍政人員,瓦解革命隊伍。(3)去舒蘭水曲柳聯系被斗地主,發展人員,建立據點。(4)調查敵“挺進軍”第廿九支隊殘部活動地址及人數,并與其取得聯系,重組國民黨地下軍。關衍夫進入吉北地區不久即被薛焰所領導的吉北公安分處偵破,并從關的口中得到很多重要情報。再如,敵“東北保安軍”杜俊和案。杜系國民黨哈爾濱特別市黨部負責人兼敵第十三師師長劉立權的部下,潛至吉北山河縣搞反革命地下軍活動,被我偵破。劉立權被我逮捕處決,其秘書李維書亦被逮捕,徹底摧毀了“東北保安軍”在山河縣的活動據點。

情報工作是分處的重點工作之一。只有掌握敵特的組織及其活動情況,才能使鋤奸反特工作爭取主動,立于不敗之地。經過明察暗訪,掌握了國民黨軍統、中統在吉林、長春兩市設立的特務機關:吉林大馬路軍事專員辦事處(軍統),吉林大馬路中心社之情報第一分室,吉警務處司法股,長白、義勇軍建軍組,長春重慶路之社會事業建設協會,敵新一軍參謀二處,五。師諜報隊。這些敵特機關不斷向吉北地區派設活動小組:德惠諜報組,九臺諜報組,其塔木警察所,烏拉街警察所,敵新一軍諜報隊在舒蘭曲家館子設一據點,敵在榆樹七區、五棵樹設立諜報組織,在舒蘭白旗設一據點,五〇師、長白軍都先后派專諜、專探潛入吉北地區活動。敵國防部二廳所屬的特務機關派“敢干隊”潛入吉北地區,主要任務是暗殺我軍政高級首長,爆破我部隊駐地及集合場所,對我兵工廠、軍用倉庫進行破壞,企圖破壞秋季攻勢。敵特在吉北地區,采取喬裝各種商人,假投城,探親訪友等偽裝在我區發展特工組織,勾結胡子、建立據點內線,刺探情報,相機搞破壞活動。另據情報及口供,敵特在吉林市偽造我解放區流通幣2000余萬元,組織特務混入吉北地區,企圖全面破壞我黨的經濟金融。薛焰掌握這些情報后,一方面向上級有關部門報告,以便及時了解敵特的動向,給予打擊;一方面采取了防犯措施,力圖及時破獲,使敵人的陰謀不能得逞。

二是反滲透,清內奸,重視政保工作。為防止敵人從內部破壞、瓦解革命隊伍,以保證我黨政機關和軍隊的純潔與鞏固。薛焰積極貫徹吉北地委《關于加強鋤奸工作的指示》,要求各級干部肅清麻痹思想,提高敵情觀念,“鞏固自己,戰勝敵人”。并且強調各級黨組織要設立保衛委員,加強黨對鋤奸工作的領導。在薛焰的大力工作下,內部鋤奸成效顯著。破獲特務分子劉俊山企圖組織舒蘭縣保安團嘩變案,就是內部鋤奸的一例。劉偽滿時當過警察,被國民黨長白軍趙玉堂部派入我舒蘭縣保安團當戰士。在將近一年的時間里發展19人,計劃組織一個營或一個連嘩變。偽舒蘭縣長回恩正派聯絡員唐春海(綽號唐球子,混入我工作隊)來接應,在劉俊山準備組織嘩變前被破獲。還有我軍某團兩名衛生員在四平保衛戰中被敵俘去,經敵一年訓練后被派回我某團企圖組織一個營嘩變,行至永北境內被偵破。吉北獨立三師電臺報務員徐某原系偽長春電報局的報務員被我留用。徐明為我工作,暗與敵聯系,迫于內部鋤奸的形勢下,于1947年7月4日叛逃。此案關系軍情大事,薛焰立即向上級報告了案情以及徐的來歷。東北民主聯軍總部于8月2日電令各部,對報務員隊伍要進行嚴格審查后方可使用。經過加強對政保工作的宣傳教育及采取的有力措施,確保了我黨、政、軍隊伍的純潔與鞏固。

三是堵口子,反蠶食,把守門戶。吉北地處前沿,薛焰把吉北公安分處的工作重點放在堵口子上。按上級指示在江邊設立了缸窯、五棵樹、白旗屯、大河里等交通檢查站。檢查站除嚴防敵特混入刺探我軍政情報外,還要防止敵派人員進入解放區破壞我經濟建設。當時,從敵占區來解放區經商的人很多,僅從永北缸窯一個口子一天內進入舒蘭的大車就有150多輛。解放區許多機關、部隊也以大車或汽車做運腳生產,包攬運送來往敵我區之行商老客,有的部門為求巨利,護送敵區來的經商大車,甚至派出武裝押運護送,其中舞弊甚多,給敵造成了可乘之機。在這種情況下,薛焰率分處一方面加強各口子的檢查力度,防止敵特扮成商人混入我解放區;一方面按東社部的指示,要求各機關、部隊立即停止護送和武裝押運,防止敵人的腐蝕與滲透。同時,薛焰還十分注意了敵人對吉北地區經濟工作的破壞。據分處偵察獲悉:1947年8月敵特在吉林農民銀行地下室訓練百余人派至解放區,任務是破壞我之金融。第一批派40人攜帶大量偽造的我解放區流通券,并偽造我各種護照、路條混入解放區,然后冒充我商業工作人員分赴哈爾濱、牡丹江、齊齊哈爾、佳木斯等城市,以偽造的流通券收購谷物和棉花,竊取我區物資,破壞我之幣制,擾亂經濟。還有,敵“長白軍”、“還鄉團”、“地下軍”為破壞我區秋收,派特務歹徒對我糧食集中地和倉庫陰謀進行放火和爆破。吉北公安分處掌握敵人這一動向后,采取了相應的有力措施,嚴密防止并及時地打擊了敵人的破壞活動。

敵對我解放區不僅派特務進行破壞,而且還組織“突擊隊”進行騷擾和蠶食。1947年我軍發動夏季攻勢之后,國民黨吉林省主席梁華盛組織“吉林突擊隊”對我邊沿地區進行武裝騷擾破壞活動。他們在我永北境內打家劫舍,搶掠財物,殺害我農會干部和翻身農民。在其塔木、岔路口、上河灣等地的“突擊隊”,則不斷對我江防進行騷擾。吉北聯絡處組織武工隊,配備得力干部和較好的武器,對敵“突擊隊”予以殲滅性的打擊,有效地保衛了邊沿地區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保障了江防的鞏固。

按1947年年初,東北局社會部在哈爾濱召開的各省、市社會部長會議精神,吉林省委3月在延吉召開了地委社會部長和縣公安局長聯席會議。經過這次會議的動員和部署,全省公安機關積極開展工作,破獲了一系列國民黨特務案件。5月間,榆樹縣公安局破獲東北義勇軍游擊隊第二支隊案,逮捕了第二團團長馬玉田等7人,繳獲委任狀3份。6月初,永北縣公安局破獲袁明岐收編土匪案,逮捕了吉遼安邊區司令部整編第四組總務主任袁明岐等匪特2人。7月份,永北又查獲匪特石玉奎案,捕獲3名匪特,繳獲2份委任狀。9月末,吉北公安分處查獲了國民黨長春軍事專員辦事處派遣案,逮捕了特務李雨時。10月17日,薛焰指揮公安部隊和地方部隊,包圍了國民黨吉林省主席梁華盛的武裝特務突擊隊老巢——烏拉街,經過激烈戰斗,一舉殲滅梁華盛的敢干隊。

據全省18個縣公安局統計,1947年全年破獲的各種案件千余起,捕獲各類案犯共1995人,其中國民黨建軍土匪團、營職人員和重要特務成員100余人,繳獲一些武器和電臺。在10個縣處決首犯、主犯200余人,沉重地打擊了國民黨的陰謀破壞活動,保衛、鞏固了解放區的建設和發展。

1948年3月9日,省城吉林市解放。為集中力量打擊敵特,迅速恢復城市人民生產生活秩序,省公安處與吉林市公安局暫時合署辦公,臨時配備干部。薛焰,劉文同志帶領吉北公安分處全體同志進入吉林市公安機關工作。4月末,省委決定將省公安處和市公安局的組織機構進行明確分工。于克為省公安處處長并統管吉林市公安工作;薛焰為省公安處副處長兼治安科科長(政治偵察);鞏維明為吉林市公安局局長兼行政科和司法科科長。為了避免引起社會影響,決定以鞏維明同志一人名義對外,統稱為吉林市公安局,而對黨和政府則由正、副處長負責。

在集中開展的深挖潛特組織,打擊隱蔽敵人的斗爭中,薛焰參與指揮、偵察破獲了國民黨各系特務組織及人員。較大的案件有:“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三二一部隊吉松組”案、“國民黨國防部保密局北滿站永吉組”案、“國防部保密局北滿站策反組”案等。在突審“國民黨國防部二廳三二一部隊吉松組”上校組長高鵬飛時,富有政治偵察經驗的省公安處副處長兼治安科長薛焰同志親自審訊。

在審訊中,貫徹黨的“寬大與鎮壓相結合”的政策,根據不同對象,應用不同審訊策略,分化瓦解敵人。使“吉松組”組長高鵬飛交待了全部罪行,一干32名案犯被一網打盡,很快在吉林市外圍破獲了敵人十幾個情報點,有力地打擊了敵人潛伏活動。

194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東北局發出《對長春準備工作的幾項決定》宣布成立長春市籌備委員會。長春工委根據東北局、東北行政委員會的指示,于8月在九臺組建了長春市黨政領導機構。中央決定:長春市為直屬中央的特別市。朱光任長春特別市市委書記,鄒大鵬任長春特別市市長,于克、薛焰為長春特別市公安局正、副局長。東北局社會部調于克和薛焰參加解放長春籌備委員會,負責組建長春市公安局工作。10月19日,長春解放。21日,于克、薛焰帶領一批干部由九臺進入長春,接收了國民黨長春市警察局。薛焰主管治安工作,具體指揮入城后的大搜捕行動。從10月22日至11月15日,連續奮戰23天,把國民黨在長春的特務組織基本上摧垮了。捕獲了國民黨保密局長春站副站長袁士舉、國防部綏靖總隊二大隊長春支隊長楊光、國防部二廳長春站少將站長史祚炎、保密局東北特別組少將組長張建東、長春警備司令部督察處長張國卿、審訊室主任陳牧、牛匡石,長春市警察局長袁家佩及副局長李賀民、國民黨吉林省黨部書記長岳希文、合江省黨部書記長何書元、三青團頭子王煥彬等反動黨團特務頭子和骨干分子212人,堵截了伊通建軍少將旅長楚云亭、敦化匪首唐玉、汪清匪首馬喜山等多人。搜繳電臺37部、密電碼9本。11月26日,市公安局根據東北局和市委關于肅清散匪和處理散兵游勇的指示,成立了長春市政治感化所(對外稱長春市公安局招待所)薛焰兼主任。感化所先后收容國民黨、三青團和軍、警、憲、特分子547人。通過政治思想教育,多數人交待了反共反人民的罪行。按照黨的政策,對22名罪行嚴重的依法處決,對68名罪行比較嚴重的依法判刑,大多數送農場、礦山勞動改造,對罪行較輕認罪好的釋放回家。經過這一時期的搜捕、清查、處理,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的殘余勢力及其社會基礎。特別是我們召開了對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的200余名我地下工作干部和無辜群眾的公祭大會及處決制造這起大慘案的直接責任者特務陳牧、牛匡石等公判大會。兩個大會有10余萬人參加,震動極大、影響很深,有力地震懾了國民黨反革命分子,教育團結了人民。對穩定長春解放之初局勢,恢復正常社會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下旬,東北局調整和充實了吉林省委的領導班子,長春市公安局局長于克被調任省公安廳廳長,薛焰繼任長春市公安局局長兼長春市公安總隊第一政治委員。

長春市公安局,根據東北局社會部3月會議精神,按省公安廳的部署,于5月初至6月末,開展了對反動黨、團、軍、警、憲、特的登記和取締反動會道門的工作。通過登記、懲辦和教育,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的殘余勢力,鞏固了人民政權,為建國后開展鎮壓反革命和恢復發展國民經濟創造了有利條件。

1951年3月,薛焰任吉林省公安廳廳長兼吉林省公安總隊第一政治委員。此時正值朝鮮戰爭,美國把戰火一直燒到鴨綠江邊,妄圖把朝鮮當跳板,先占我東北,進而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里。在此形勢下,潛伏下來未被肅清的國民黨團特務骨干和潰逃的惡霸地主、建軍土匪等反革命殘余,認為“時機已到”大肆叫囂“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暴發”,“國民黨將重返大陸”,紛紛出籠進行篡奪基層政權、殺害干部、向翻身農民反攻倒算等各種破壞活動。對我們的抗美援朝和經濟工作,造成了極大的威脅。為了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黨中央曾于1950年10月10日發出了《關于鎮壓反革命活動的指示》,從此,薛焰就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這場運動之中。

薛焰是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鎮反運動5人領導小組的主要成員,是省委、省政府成立的長春、吉林兩個鎮反工作團中長春工作團的負責人。他在鎮反運動中堅持黨委領導,走專門機關與群眾路線相結合的道路,正確地把握了黨的政策原則。薛焰任省死刑犯審批小組副組長,他和副廳長張樹權,為省委執行殺人批準權把了重要一關,避免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

吉林省是抗美援朝的前沿,美蔣特務機關為配合朝鮮戰爭,自1952年7月至11月間,先后4次向吉林長白山林區空投大批間諜和特務分子,以此建立武裝間諜的“根據地”,伺機進行各種破壞活動。為了盡快消滅這股敵特,薛焰廳長帶領公安偵察人員,在省及東北公安部隊的配合下,深入長白山密林之中,克服了各種艱難險阻,晝夜追蹤搜捕,在長白山老嶺等地生擒美蔣間諜特務37人,擊落美國間諜飛機一架,繳獲了電臺及各種武器和物品。美蔣傘特案的偵破,為朝鮮戰爭板門店談判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受到了東北公安部和中央公安部的通報嘉獎。事后,還受到了東北局和周總理的表揚。60年代初,由長影攝制的驚險反特故事片《寂靜的森林》就是以此案為背景。

1953年2月,薛焰調離了多年戰斗的吉林省公安戰線,任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廣州被稱之為祖國的南大門,鄰近港、澳、臺,對敵斗爭十分復雜,國民黨從港澳派遣大批特務,社會治安受到嚴重威脅。公安部長羅瑞卿急調薛焰到廣州市公安局擔此重任,并找薛焰談話要求“要打開局面”。廣東省委要求廣州市公安局長薛焰,“堅決不要讓美帝、國民黨在廣州市搞一個爆炸事件,不要暗殺一個人”。這在當時特務如云的廣州是一項極為艱巨的任務。薛焰以他高度的政治嗅覺、多謀善斷的領導素質,同敵人展開了爆炸與反爆炸、暗殺與反暗殺、破壞與反破壞的尖銳斗爭。

薛焰根據隱避戰線斗爭的特點,十分注重發動群眾,成立治保委員會。把公安工作建立在群眾基礎之上,從機關、工廠至街道,都建立了群眾性治安保衛組織,調動起方方面面的積極性。在廣東省沿海口岸和廣州市中山紀念堂、海珠橋、街道、茶樓、酒館、車站、碼頭、公園等處處布下了天羅地網,真正形成了“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當時,父拉子自首交待的,兄弟姐妹、親朋好友間互相檢舉的,不勝枚舉。做到了潛入一個特務,捕獲一個;運進一批武器炸彈,堵截一批,使敵人感到處處都是盯著他們的眼睛。另外,他還很注意隊伍的建設,50年代初曾多次整頓公安隊伍。解放時國民黨留下的警察局,舊的思想、舊的作風還沒有根除,薛焰采取分類排隊,把表現好的繼續留用,思想較差的辦學習班進行教育并清除公安隊伍。同時,辦起了廣州公安學校,培養自己的骨干人員,經過一個時期打基礎,比較牢固、堅強的一支公安隊伍形成了。在這一時期,毛主席、周總理、劉少奇、朱德等國家領導人都多次來廣州視察工作。每次中央首長來都是薛焰親自安排,嚴密布置,在環境復雜的情況下,由他親自保衛,保證了中央領導的安全,沒有出現任何差錯,出色地完成了多次保衛中央首長的任務。

廣州市的治安工作,在薛焰的精心組織指揮下,通過發動、調整,打開了隱蔽斗爭的新局面。形成了內外上下互相協調,多兵種聯合作戰,優勢互補的戰斗整體,有效地打擊了敵特的破壞斗爭。盤踞在臺灣的蔣介石不甘心失敗,又處心積慮制定了一個“華南行動計劃”,由蔣經國擔任此計劃總指揮。精心挑選了一批“反共勇士”,進行專門訓練,配帶由美國供給具有殺傷、破壞、縱火性能的小型炸彈。

“華南行動計劃”的破壞目標,原定廣州,后又決定力求把炸彈投放到北京。行動時間為1956年國慶節之夜8時,到時“炸彈齊鳴”。薛焰將此情況迅速向公安部作了報告,羅瑞卿部長命令薛焰“務必把敵特消滅在廣州,不讓一個特務一個炸彈潛到北京破壞”。

薛焰胸懷全局,嚴陣布防,廣泛發動,密切組織。在1956年的國慶節之夜,親臨一線,沉著迎戰,危險關頭,他身先士卒。在廣州市解放南路花市場牌樓發現一枚炸彈,薛焰組織公安人員,親自排除。這場驚心動魄的反爆戰斗,到凌晨3點為止,共破獲各種類型炸彈28枚,反動傳單2000余份,照相機一個。至此,“華南行動計劃”被徹底粉碎。保證做到了廣州市沒有發生一起爆炸事件,沒讓一個敵特通過廣州潛到北京。50年代,薛焰始終肩負著廣州市治市安民的神圣使命,1955年1月當選為副市長兼任公安局長。他在錯宗復雜的情況下,總是能夠掌握斗爭的主動權,穩定住社會形勢。在同敵人進行爆炸與反爆炸的斗爭中,沒響一個炸彈,至今受到廣東省人民的傳頌。60年代,由上海海燕電影制片廠攝制的反特偵察故事片《羊城暗哨》,原形就是指這段歷史。

1958年至1961年期間,薛焰擔任廣州市委書記處書記。主管財貿、黨群工作,抓農副業產品,保證城市居民的供應。要每個市民每天達到半斤菜的標準,對處在困難時期的條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他知難而進,積極地想辦法,自己經常下鄉抓生產,發動群眾開展百萬頭豬生產運動,對養豬事業的發展,不斷地進行總結和經驗交流。

他號召財貿戰線向技術革命進軍,迅速把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推向各行各業中去。為了廣大市民的生活需要,親自組織大批財貿人員到海口、西安、湖南、湖北、江西、陜西等地采購大量的瓜、果、菜,禽、魚等農副產品。保證了廣州市在災害之年沒有餓死人,較好地渡過了饑荒,群眾十分感激。

1961年8月,外交部準備調薛焰出任駐剛果大使,后由于外交不順利,他被調到陜西。自1962年至1966年任西安市委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陜西是薛焰的家鄉,他一心想為家鄉出把力,把家鄉的社會主義建設好。1965年冬,在洛南縣搞農村社會主義教育,他是洛南社教分團的負責人,帶領分團的干部同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深入群眾訪貧問苦,群眾把他們當成親人,說當年的老八路又回來了。

在他任西安市委常務書記時,曾回到老家韓城看望父老鄉親,并解決了兩個問題,一是體查災情解決補救賑濟災民;二是為家鄉脫貧治富出主意種蘋果、嫁接大紅袍花椒樹。現在韓城已成為陜西省的花椒生產基地,大批量出口,創造了較高的經濟效益,換取了外匯。家鄉人民富了,忘不了薛焰,鄉親們來看他也要帶上點大紅袍花椒,以表達對他的懷念。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開始后,西安市委被沖擊,薛焰同全國蒙冤受屈的領導干部一樣被奪了權,靠邊站,挨揪斗。“文革”中被三年軍管,參加南泥灣干校勞動,西安化工廠勞動,受到林彪、“四人幫”的迫害。他在慘遭蒙難的情況下,仍堅持原則,保護同志,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堅決斗爭。

1975年6月,薛焰恢復了工作,又調回廣州市委任政法委主任、市委常委、邊防小組長。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結束,黨開始進行撥亂反正。薛焰實事求是地抓緊落實黨的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親自過問一些影響大的錯案,及時予以糾正,受到廣大老干部的充分肯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他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堅決擁護黨中央關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自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薛焰在廣州市擔任領導期間,一直主抓公、檢法工作,為廣州市的安定團結和快速的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廣州人民眾口皆碑。

1981年6月,他在《廣東省政法工作會議廣州大組會議上的講話》中強調:政法工作要適應開放政策這個大局,我們不僅是要開門打“狗”,還要開門打“狼”,要解放思想。不要縮手縮腳。要做到,哪里開放,哪里就有我們的政法工作。抓打擊犯罪,只有狠狠打擊,才能震懾敵人,使壞人害怕,好人揚眉吐氣,才能體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威力,才能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群眾才能敢于同破壞治安的行為作斗爭。1982年11月,在廣州市委召開的《打擊經濟犯罪活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打擊經濟領域犯罪活動的斗爭,關系到我們端正黨風,提高黨組織戰斗力,抵制資本主義思想腐蝕的問題。我們現在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并沒有干預正常的往來,我們只是追究在和外商做生意的過程中,是否給了他們違反原則的優惠,從中索賄、受賄。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不然的話,就很容易從思想上發生偏差。

在擔任省人大領導期間,他積極致力于地方立法和法律監督工作,對促進依法治省工作發揮了重大作用。

薛焰13歲參加紅軍,終身不忘共產黨,毛主席是他的引路人。他經常在群眾大會、小會上講:“沒有共產黨、毛主席挽救革命就沒有新中國,就沒有我”。他一貫忠于黨、忠于人民,對共產主義事業充滿信心。

薛焰待人處事一向襟懷坦白,光明磊落,追求真理,是非分明。他鄙視那些為了升官晉級而到處拉關系,隨聲附和,推波助瀾的腐朽作風,他在工作中勇于重用堅持原則,堅持正義的干部。他一身正氣,剛直不阿。廣東省人大主任羅天在緬懷薛焰時說:“在我逆境時只有老薛最公正,他敢于維護正義,主持公道,敢說真話。”

他熱愛事業,從不計較個人得失,沒有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他是延安時期的老干部,自1952年6月起,一直是副省級可他不講個人待遇,中央有很多是他的老領導,他從不利用老關系謀仕途,也從來不允許他的子女、親屬利用他的關系找工作。他明確告誡自己的子女要離開他的管轄區域去發展。他三個女孩一個男孩,現都事業有成,都是憑自己的真才實學干出來的。他唯一的兒子,經過上山下鄉,自己到香港發展,至今還在那里工作。對待他的屬下,也是從不特殊照顧。他在廣東省人大任副主任,跟隨他十多年得心應手的秘書,直到他退居二線也沒有給其選擇安排。從不利用私權,他說:“工作是黨的,你是組織上的人,一切都要由組織來安排”。可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要求秘書從新學習法律知識,他的秘書現已獲取了法律大學的文憑。秘書在回憶時,深有感觸地說:“薛主任一直保持著延安時期的作風,我從他那里學到了不少可貴的東西,受益匪淺”。薛焰對待群眾的來信、來訪十分重視,1986年有位公社書記上訪,薛焰親自過問找紀檢書記談,凡關系到人的一輩子政治生命的大問題,親自去處理。這就是他那一代人的崇高思想品德所在。

他廉潔奉公,一塵不染,始終以共產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他任廣東省人大副主任,是有名的“看家主任”。他以國家利益為已任,不亂花國家一分錢,從不借由到外地觀光旅游,出國更是罕見的事。他在公安戰線工作幾十年,接觸社會上三教九流、金錢、美女,與國民黨潛特、社會犯罪集團及犯罪分子打交道,對敵斗爭的立場非常堅定、勇敢、沉著、果斷,從沒有被形形色色的糖衣炮彈所引誘。

薛焰同志,實事求是,作風正派,對黨和人民鞠躬盡瘁,把自己的畢生精力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充分體現了共產黨人的高貴品德。

    原載中共吉林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著《中共吉林市黨史人物(三)》,東北師大出版社,199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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